区领导赴北岙街道调研文教卫体工作

一般认为，调解是以互谅互让为基础的，构成权利(力)处分。

[33]其意旨与本文所称的安宁权不谋而合。大陆法系国家的人格权类型立法较普遍地采用典型列举+一般概括的模式。

总体上讲，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中受害方相关人格利益损害的救济力度是不够的，需要有新的路径加以化解。[51]但是，不将名誉感列为名誉权的客体加以保护，并不意味着名誉感不值得保护。黄忠：《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之辨识》，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就隐私权和名誉权比附保护模式而言，其优点在于：第一，比较贴近我国民法学界的多数学理意见。从概念内涵上看，自主决定权实际上属于我国法中规定的人身自由权，[48]若将其置于隐私权的框架之内，势必造成对于我国法中既有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冲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垃圾短信数量越多。[46]参见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20]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正本清源，梳理其宪法逻辑，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划定宪法边界、提供宪法指引。后两类虽不是行政机关，但藁城县监察局发现这些掌有部分‘实权的单位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权思想，白吃、白喝、白拿以至于索贿受贿。[26]同前注[5]，秦小建文。该条规定：对于行政机关依申请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申请人认为该信息与公众利益重大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以及需要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相关的，可以建议行政机关将该信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

第二，面对公开不足与过剩交织的状况，有学者提出这两种现象看似相反，实则反映同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违反了宪法逻辑，急需系统性重塑。对此，具体解释是：尽管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信息自由权或者知情权，但宪法从两个方面为本条例提供了立法依据：第一，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早在2009年，就有法官指出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与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之间应存在利害关系的要求，这是对《条例》规定的曲解，也是违反上位法的。取消的理由在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公开主体包括‘公共企事业单位，而公共企业同时也是行政管理对象，在行政管理中要承担法律法规施加的特别的信息公开义务，所以作为行政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开往往被混同于基于知情权的信息公开。[31] 在此视野下，有学者提出的两点批评是值得商榷的。1978年《宪法》的头两条分别规定国体和党的领导，3条第1款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但其余内容只涉及人大制度，直至第17条才提到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

耿宝建、周觅《：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起诉权的滥用和限制——兼谈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价值》，《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公开不足的原因在于既有制度设计中对政府适用公开豁免条款的理性约束机制实效不彰。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有效法律共239部，行政法规则多达706部，[19]行政规章更是不计其数。参与民主 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以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系统已运行10年，取得了公开制度日趋完善、公开实践稳步推进、公开文化渐入人心等巨大成就。

然而，要有效化解转型期深层次矛盾，真正实现善治，恰恰离不开更加完备的参与民主机制，让公民监督、批评、参与的渠道更加通畅，以促进依法行政、提升政府行为的民主和理性水平。这是因为：第一，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任何立法的修改都应在宪法精神的指引下进行，不得脱出宪法所设立的框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府办市场和政府办社会的长期传统之下，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我国不光数量众多，而且事实上履行政府公共职能，管理方方面面的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在此背景下，《条例》修订草案对内部管理信息所下定义值得商榷，因为该定义基本是形式性的，未能考虑到形式上的内部信息在现实中完全可能产生外部效果，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5]同前注[6]，周汉华书，第23页。据此，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几任主管机关而言，其宪法基础始终植根于《宪法》2条第3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原则。[33]同年，浙江一名律师由于担心社会抚养费沦为变相买卖的生财之道，向全国31个省级计划生育和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预算、实际开支以及使用情况的审计，被多地相关部门以不掌握或内部信息为由拒绝。最高院于2014年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中，第一、第五和第六个案例均涉及内部信息是否应当公开的问题。这种定位主要体现在基本性质、核心功能和内在限度三个维度上。[40]陈国琦、杨振武：《两公开一监督显威力》，《人民日报》1988年10月3日。

条例使用‘公开更能反映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这显然是为了更加系统、紧凑地显示这两条所具备的共同性质：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两翼之结合，而非对立，才能融成人民主权之一体。

根据《宪法》2条第3款参与民主原则的要求，人民有权对其行使公共权力的活动展开参与、监督。故《条例》设置一系列公开豁免，就是为了防止信息公开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或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

在人大向社会公开其监督活动的领域，代议民主原则下的信息公开和参与民主原则下的信息公开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叠。这就意味着性质上属于政府信息的内容，是由代议机关向社会公开。

首先，理性、有序的信息公开，并非只能依靠人大监督，因为政府适用公开豁免还面临公众舆论压力。[28]郑涛：《信息公开缠讼现象的政法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5期。同专家建议稿相比，该条保留了促进依法行政，删去了知情权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和促进政府信息流动，增加了保障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发挥政府信息的服务作用等表述。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可以被普通公民用来维护公共利益的依申请公开，就成为代议制度之外人民参政的基本前提。

(4)第45条补充规定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有权对未按要求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机关予以督促整改或通报批评，对相关责任人提出问责建议，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另一方面，正面规制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授权行政机关对重复提出的相同或相似申请不予重复处理(第31条)，以及对申请公开大量信息的可以延迟答复(第36条)。

《条例》及其修订草案只涵盖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绝非忽略政府向人大公开或人大向社会公开，而是尊重代议民主和参与民主对应的两种公开机制之区别，谨慎持守行政法规的应有边界，避免在已有大量人大信息公开规范的情形下越界或重复立法。[17]李步云：《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5页。

工商所、税务所和派出所是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供电所和营业所是国营企业的基层分支(供电所对应供电公司、营业所对应国营银行)，车辆监理站和防疫站则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车辆监理站对应交通部门，防疫站对应卫生部门)。由此可见，整体而言，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宪法上人民的4种主权者地位，此轮修法尤其突出了参与民主所强调的主动地位和积极地位。

据此，人民主权原则之下，代议民主和参与民主不是非此即彼，也不能混同替代，而应共存并行。换言之，我国宪法上的政体具有一体两翼的结构，人民主权原则是本体，通过人大的代议民主和人大之外的参与民主为两翼。[3]对此，2017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作出反应：一方面，正式确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第5条)，明确不公开例外必须由法律、法规设定(第13条)，并对例外情形作出更为细化的规定(第14、16、17条)。设置直接利害关联的资格限制，违背了参与民主原则的宪法基础，错把信息公开等同于行政诉讼或复议这种旨在维护公民个人权益的制度。

前文分析表明：代议民主和参与民主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两翼，其所对应的人大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亦可视为我国整体信息公开制度的双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重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方面要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但以此视角观察，《条例》修订草案仍至少有4点值得完善之处。《条例》第37条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有义务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正反映了宪法上的这一要求，不应在此轮修法中取消。

[4]程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改》，《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四，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现主权者消极地位的角度观察，此轮修法忽略了给公民遭受不当公开或错误信息侵扰提供救济的诉讼制度。